献给都市ldquo异乡人rdquo

编辑：基械师

年1月底，刚刚结婚半年的冰心要从北平回上海。

那会儿这条路并不好走。像样的公路没有几条，民航运载量也低得可怜。津浦、平汉两条铁路正被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的百万大军拦腰截断。南京的蒋介石和北平的冯、阎二人各立政府，“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身受慢性盲肠炎折磨的冰心女士不得不取道海路，从北平到天津，再乘船到到上海与病重的母亲团聚。

1月18日下午4时5分，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陪她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摇摇晃晃了将近三个小时，到达天津后，她忍受着腹痛熬到了天明。第二天上午，相偕拜访了一位客人后，下午两点半，二人便早早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航船。九时许，吴先生送别爱妻下船离开；十时，“顺天轮”启航南下，在海上漂泊了将近四天，日下午才驶入吴淞口，船到浦东已经是晚上六点了。

三年后，冰心在《南归》一文中这样回忆这趟南下的航程：

“这几天的海行，窗外只看见塘沽的碎裂的冰块，和大海的洪涛。人气蒸得模糊的窗眼之内，只听得人们的呕吐。饭厅上，茶房连叠声叫‘吃饭咧!’以及海客的谈时事声，涕唾声。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心身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

▲民国时期外滩街景。当时自海上来的航船从吴淞口入黄浦江，停靠浦东，还要乘坐摆渡船穿过轮船的缝隙才能到达市区

海上归途虽然艰难，但在无休止的战乱中，乘坐火车返乡也并不容易。豪华舒适的高级车厢票价昂贵，并且常常“有价无市”，后来成为文坛领袖的郭沫若先生，也是在成名以后才坐得起二等座车。大多数人拥挤的三等车，在寒冬里连取暖的煤炉都没有，旅客、行李，还有被带上车的家禽拥挤在一起，又冷又脏，几天的旅程下来，乘客们往往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对很多人来说“回家”，尤其是过年“回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是在当代，每年春运的盛况，仍然会让人无限感慨。

如今每天有40多对列车往返北京与上海之间，“复兴号”高速列车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之间只需要四个半小时；就算是驾车从北京到上海，也用不了14个小时——村村通公路在年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从北京、上海、广州到中国几乎每一个县城、村落，都有铁路或公路相连。此外，还有30多个民航机场分布在全国各地。

但即便如此，春节前后，各类民用长途公共交通工具仍然一票难求。高速公路上，排成长队的车流里还穿插着返乡的摩托车队伍。不少人在工作了一年的城市里“望路兴叹”，或在家乡返回城市的路上长嗟短叹。

▲春运时火车站的繁忙景象

广袤的国土、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和浓稠的“思乡情”让每年春节前后，中国人的回家路总是显得那样漫长。

转眼间，七天的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了，不少人已经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家乡路远，再见可能又是一年。列车摇摇晃晃，载着人们回到平时工作的城市，家乡又成了遥远的背影。在这来来回回的循环中，或许那些“逃回北上广”的年轻人会觉得“异乡”变得越来越亲切，而“故乡”却仿佛变得越来越远。

有人哀叹，有人欣喜。我们不妨从以下五个方面，聊聊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家乡”与“异乡”的感知历史。

1．桑梓情重，千年“回乡”史

．最早的“城里人”，近代城市移民

3．“异乡人”的建设潮：他乡即是故乡

4．“新城市人”：何处是吾乡

5．回不去的家乡，回得去的家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回乡偶书》贺知章

唐天宝三（）年，86岁的秘书监贺知章回到家乡四明（今浙江宁波）。此时距离他在武周证圣元（）年离开家乡进京赴考，已经半个世纪之久。而与贺知章同为开元天宝间名臣的张九龄，家乡远在岭南，却因宦海沉浮，几度回到家乡——也不知这种对家乡的亲近，在贺知章看来是否算得上“因祸得福”。

秦汉之后，即使大规模的战乱每隔二三百年就引发一次遍布全国的移民潮，但当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一结束，中央政府一定会再次重建自己的基层组织，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编入“编户”“里甲”，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关禁制度下，普通人出入乡里受到严格的限制。除了被视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在朝廷的天罗地网间隙中艰难地从事长短途贩运以外，往往只有受到察举征召的“秀才”或被征召的士兵，才能离开家乡，或出仕做官，或戍守远方。

在“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的政策导向之下，“安土重迁”变成了官方所倡导的美德。久而久之，人们渐渐相信，自己与故乡的土地之间，有某种神奇的羁绊，如同叶落归根，每个人的生命总归要在故乡生长，在故乡凋零。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种观念当然自然而然，不容置疑；而对于封建时代中国的“精英”而言，这种“朴素”的“土地信仰”与大一统国家现实的政治需要，则将他们置于“故乡”与“异乡”的不断拉扯之中。

秦代以后，除了边疆一些羁縻地区，由中央派驻地方的“流官”一直是地方官员的主流。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形成自己的势力尾大不掉，州县以上的高级官员不但不能在本乡任职，而且往往辗转任职各地，直到父母去世丁忧或自己老病致仕，才能回到家乡。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对那些戍守边疆，常年不得“换戍”的士兵而言，塞外凌冽的寒风，从未停歇的战争和匮乏的物质精神生活无疑让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历久弥深。那些咏叹戍卒凄情，边关苦寒的边塞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不停地出现，不停地为人们所传唱。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山河阻隔，关禁重重，这些远在异乡的“旅人”可能终其一生都难回家乡。“远游者”对家乡的思念，在漫长的空间与时间中，显得格外煎熬。那些思念家乡的诗歌，也从始至终不断地敲打着人们的心扉。

唐代曾经规定，春节、清明等重大节日前后给各级官员放假七天，让他们回乡省亲。而在平时，“请假”虽然不容易，但遇到特殊情况，“准假”也不是难事。对于贺知章、张九龄这些身在数千里之外的宦游人，这短短几天的假期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过，任职地点离家近的中低级官僚，倒是能趁此机会，与家人团聚。

天宝十四（）年冬天，安禄山叛乱的消息还未传到长安，在右卫率府担任低级官员的杜甫请到了几天假期，从长安赶赴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家人。这本是一趟难得的团聚，诗人却在这一路上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可怖图景。回到家，眼前的景象更令人绝望，“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敏锐的诗人感受到了盛世即将过去的信号，却不知战鼓在千里之外早已奏响。盛世不再，梦中人却一无所知，当杜甫在感叹“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时候，长安城还有更多的河北官员，甚至不知道家乡已经沦入敌手。

▲蒋兆和《流民图》。传统社会，只有安史之乱这样大规模战乱和饥荒能让人民大规模离开家乡，而每当这时，流民迁徙的道路异常艰辛，这样的历史记忆无疑更强化了中国人的“家乡情结”

一直到近代前夜，哪怕是在事业上顺风顺水的官僚学士们，摆在他们与与家乡之间的，依然是令人无奈的漫漫长路。清代的督抚们拿着高额的俸禄，不遗余力地为家乡的亲族兴办宗学，资助后进，希冀在同乡同宗的子弟中发展自己的“政治资源”，而自己却难得归乡一趟。

曾国藩在湖南丁忧期间创立了湘军，手下的僚佐也多来自湖南，他们与太平天国鏖战数年，成为晚晴最强大的军事官僚集团。但是，无论是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做到疆臣之首的曾国藩，还是在东南兴建了福建水师，在西北平定了浩罕入侵的左宗棠，都没有当过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同样，安徽人李鸿章也没正式做过安徽巡抚或两江总督（仅在曾国藩短暂离职期间署理过数月）。

与这些已入仕途的官僚相比，更多的是常年在外、以求仕进的仕子们。事业的蹉跎与对家乡的思之不得渴望可能会变成一种更切身的空虚感。明代万历（-）年间，湖广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的袁家兄弟进京求取功名，在一次被风沙搅散的春游后，弟弟袁中道哀叹道：

“今吾无官职，屡求而不获，其效亦可睹矣。而家有产业可以糊口,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予以问予，予不能解矣。然则是游也宜书，书之所以志予之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也。”

同样在万历年间，同样是在京游学的布政使公子李甲也在京求学未成，失意的他流连于花街柳巷，与青楼女子杜十娘恩爱有加。兴许是在这纸醉金迷中，科场上的“失意者”们才能获得一丝虚假的慰藉。为此，他们挥金如土，大笔地挥霍着随身的盘缠，到最后李公子甚至要仰仗这位红颜知己才度过数次难关，才不至于流落街头。但当李甲得以返乡的时候，杜十娘却已经不再是他心里的依靠，面对家乡的严父，他狠心抛弃了这位风尘奇女，使她怒沉百宝箱，身陨滚滚长江，成了一段大明朝的“都市传奇”，被冯梦龙收入“三言”，传唱了数百年。

“人穷则思本”，在以土地为信仰的传统社会，家乡往往是一个人内心最强大的支柱。但在近代前夜，这种“土地崇拜”却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与越来越频繁的商品交换的冲击。

万历之后的一百多年，随着贵金属白银取代贱金属铜币成为商品交换的主流，中国南方逐步形成了区域分工的雏形：东南沿海的人口日益膨胀，种植粮食作物已经不能满足日常温饱，商人们将这里经济作物与手工业产品运往湖广、四川，换取日常所需的口粮。市场的活跃让一个个封闭的地理单元打开了自己的门户。此时，相当一部分人面对家乡的生存压力，不得不离开故土，举家迁离，或进入深山密林垦荒，或远渡重洋，成为第一代东南亚华侨。

年，来自中国广东省的客家移民在今天印尼加里曼丹岛的西部建立了一个名叫“兰芳”的共和国，他们对清朝自称“公司”，对内实行以“大唐客长”为首脑的共和体制，“客长”禅让传承，“国之大事皆众议而行”，这个“共和国”的建立，比美国年宪法的颁布，还要早十年。

在东南亚其他地方，华人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泰国吞武里王朝（-）的君主郑昭，就是广州潮汕移民的儿子。后来，取代了吞武里王朝并延续至今的泰国却克里王朝（3—）也与当地华人保持的密切的关系，它的每一代国王，也都会以郑为姓取一个中文名字。近十几年来处在泰国政治风暴中心的前总理他信兄妹，也是广东潮州移民的后代。

年以后，随着沿海口岸的开放，源源不断涌来的外国商品摧毁了中国农村赖以维生的家庭手工业，人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市场交换。

19世纪50年代，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地方督抚们开始在辖境的道路要冲设卡征收商税，税率百分之一（一厘），称为“厘金”。随着乡村经济的萎缩，厘金很快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初为了保证农村赋役征收而建立的农村基层组织也渐渐解体。

与此同时，铁路、轮船、汽车这些交通工具也大大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在市场不断地冲击下，年轻人们渐渐离开了地狭人稠的乡村，去刚刚出现近代资本主义工厂的城市讨一份生计。

越来越多的曾经离不开土地的人离开了家乡，到上海、天津、广州这样的口岸城市谋生或“追梦”。在这些口岸里，他们在活跃在工厂、码头、商铺，以地缘、血缘关系和日常劳作中的“业务”关系为纽带，结成帮会、商社等组织。这些在城市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早期社团，根据口耳相传的故事，开始追溯起自己的“历史叙事”。与曾经追溯共同祖先的“宗族神话”不同，帮会的“神话”已经超越了血缘与地缘的藩篱。

最典型的例子是天地会。乾隆二十六（）年，福建省的地方官员向朝廷奏报，他们的辖境出现了一支名叫“天地会”的民间武装组织，他们拦路设卡，劫夺商旅，已经被基本平定。而一个半世纪以后，在同盟会成员陶成章和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平山周笔下，这个“天地会”却变成了一个郑成功创立，旨在实现“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是辛亥革命所依靠的青红帮力量的源头。

金庸先生小说《鹿鼎记》中，陈近南与韦小宝的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故事脍炙人口，深入人心，而事实上，“天地会”的“神话”可能不过是当年那些来到城市的“异乡人”为他们的社团构建的叙事而已。但这些神话行程的历史隐隐约约告诉我们，脱离了土地以后，城市的新居民们已经形成了与他们的故乡大为不同的“文化认同”。

大清国寿终正寝的十年之后，当大别山里的“李云龙”以为“天下就磨盘那么大，县城就在这磨盘的中心”时，第一批离开土地的中国人已经走进口岸，走进工厂，成为最早的“无产阶级”，已经七八十年了。工业与农业，现代与传统的对峙将那时的城市和乡村分隔成了两个世界。

最早离开家乡的劳工，很多人只是想在城市甚至在海外谋一份工，攒够了钱回家盖一栋大瓦房，却没想到打拼多年，血汗被榨取殆尽，而家乡早已在战争与资本的冲击下失去了之前的模样。

▲民国上海街景，人头攒动的大都市里，里面有数不清的背井离乡，来城市“寻梦”的年轻人

经过一一代人艰苦的挣扎，第一代离乡的工人怀揣着那些质朴的梦想，渐渐凋零；而对下一代人而言，城市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童年记忆、文化认同无不生长城市坚硬的路面上，柔软的万家灯火之下。

新的漂泊者还在不断的涌入城市，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这些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将自己的血肉化作转动着的机器最廉价而有力的燃料，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得以扎根于这些机器齿轮之上，洋房里弄之间，成为城市新的主人。

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业化进程，从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几个中心城市扩展到整个中国，“建设潮”裹挟着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们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城市乡村，在全国各地开花散叶。他们有的是生长在大城市的工人后代，从小就被高度分工协作的流水线培养成熟练的技术工人；有的是院校改革后，各大工科院校培养出来的各类技术人才；还有为数不少的转业军人和党政干部。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年代开始，一列列列车装载着大学生、工人、学徒工和进城务工的“临时工”，自东向西，自北向南，飞驰在新修成的铁路上。在这些离乡者的汗水劳作之下，中国的西部，戈壁边缘与深山密林之间，出现了一批由工业建设者们建造的城市。二十年间，甘肃的金昌、玉门，湖北的十堰，四川的攀枝花，新疆的克拉玛依等“资源型城市”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说着不同地方的方言，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组合成新的家庭，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文化。

▲上世纪克拉玛依的建设者

而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而言，在这热火朝天的建设潮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了飘零天下的“异乡人”。

突然离开熟悉的环境，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人们对过往的怀念之情无疑将是异常浓烈的。这种情绪在那个年代微妙的政治空气里，往往孕育出不可预知的后果。

河南洛阳，年代被国家定为第一批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年至年间，仅从上海迁来洛阳的各种工业企业，达到十八家，这些企业少则几十人，多则八百多人。据年数据显示，当时从上海和广州迁往洛阳的企业职工，达到人。这些从沿海迁到内地的工人，被称为“内迁工人”。

年至年，由于苏联批判斯大林导致各社会主义国家人心浮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忍思乡之情的内迁工人，他们的思乡之情变得异常浓烈。面对陌生新环境和部分单位领导的官僚作风，一些内迁工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选择了离开。在那个理想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然而现实的痛苦，还是战胜了那些写满墙壁的宣言。

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称，两年间“逃跑、请假不归、批准辞职等有人”。几乎占到内迁职工总人数的7%。他们有的孤身离开，有的秘密联络，成群结队。年6月，洛阳制盒厂80多名工人因福利和工资问题与厂方谈判未果后，组织秘密会议，准备集体回到上海，被厂领导出面制止。同月，洛阳市手工业第二服装社的7名工人在三次请愿甚至罢工未果后，返回上海继续请愿——即使要请愿解决问题，他们也往往不会选择河南省会郑州或首都北京，而是回到家乡上海，向“父老乡亲”求助。

与洛阳的内迁工人一样，在江西，数百名来自上海的垦荒者也因为相似的原因回到了故乡的怀抱。有的人回到上海之后，奔走各个部门反映问题，有的人则选择回到家中，冒着政治风险，重新过起了以前的小日子。

不过，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留下。

几十年的春风化雨，足以让“异乡人”渐渐变成“本地人”，也变成了曾经的“异乡”文化的塑造者。

▲玉门老城区新华书店旧址。作为一座因油田而生的城市，成千上万的技术员、工人、干部，让这座城市在戈壁滩上拔地而起

一般来说，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些“地域黑”的小段子，在绝大多数地方，这些段子都是本地人黑“外地人”的。这固然是一种令人难堪的陋习，但是却从一个侧面昭示着这一地区“强势文化”到底花落谁家。

与当今“投资不过山海关”式的看衰大相径庭的是，在0世纪70年代，西北和西南很多地方，流传着很多“东北人”调侃“上海人”和“天津人”的段子。

在当时，这三个区域作为“老工业基地”，是工业文明向国家腹地渗透的起点，也是最大的人口输出地。而东北作为解放前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工业基地，自带“传染力”的东北文化无疑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势文化。在那时候，新工业区的“地域黑”段子里，天津人虚荣，上海人造作，本地人也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贬义的地域偏见慢慢被淡化了，但东北文化在“新工业区”的重要地位，却根深蒂固地确立下来。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可能是，在遥远的西北，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和当地“土著”接受了东北人制作酸菜的方法。

0年，一个来自辽宁铁岭的青年演员以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登上了春晚舞台，这场偶然的相遇确立了他“春晚之王”的显赫地位。雄踞春晚舞台30年的赵本山，甚至成为这三十年间春晚，乃至于全部通俗文化的象征。除了“春晚”的加持，东北文化在整个北方和西部“新工业区”的文化强势地位，或许是赵本山被热捧的社会文化原因。

▲赵本山代表的东北地方文化，随着“改革春风吹满地”而传遍全国，可能是“前三十年”东北对内地新兴工业城市强势文化输出的结果

建设潮中的三十多年，让曾经的“异乡人”变成了新的“本乡人”，而渐渐成长的“移民二代”成为了这些“新工业区”新的“土著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从来没有印在人的基因里，而是扎根于我们每天的饮食、劳动、交往之中。至少在这里，父辈所思念的“家乡”与“传统”，与他们的父辈已然大相径庭。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在中国的方言版图上，深圳是一个奇特的存在。

向南，它紧邻香港，向北，它距离广州仅公里，距离惠州仅90公里。在一片粤语区的环抱之中，这里的居民日常交流的语言，却是普通话。

造成这一奇景的，无疑是缔造深圳这座城市的滚滚“移民潮”。

从一个小渔村到与北京上海齐名的一线城市，深圳人口从60万增长到万用了十五年，而从万增长到万只用了十年。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者们，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座城市。在中国所有城市之中，这座几乎没有“本地人”存在的城市，最初，聚集了无数人最朴素的“淘金”梦，而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缩影。

与深圳一样，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超大城市和各个新一线城市，各省会城市在改革开放以后也经历人口极度膨胀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整个国家的人口不断向城市，向大城市，向特大城市聚集的历史。

无数人离开了乡村，离开了小城市，涌入中心城市。那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生活条件、教育资源，能接触到更新的技术与理念，甚至，离开了家乡小圈子里亲戚朋友对自己私生活过度的“关心”，就已经是向更广阔天空飞去的理由。

▲深圳“孺子牛”雕塑

年，邓小平南巡深圳，为这座新兴的城市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年夏天，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为市委大院里一座“孺子牛”的铜像揭开了红布。它寓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一起到这里耕耘劳作，亲手缔造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也就在这一年，海南港务局一位副局长因为工作调动，与妻子带着他们13岁的孩子来到了这座城市。五年后，这个孩子考入了深圳大学计算机系，十五年后的月10日，他所开发的网络通讯工具QICQ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QQ诞生整整二十年年后的今天，马化腾和他的腾讯集团已经牢牢坐稳了中国网络社交市场的头把交椅，腾讯集团的生意几乎做到了中国人每天所能接触的网络社会的每个角落。

如果说，深圳这种“没有本地人”的城市，异乡人自然而然就成了本地人的话，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却难有这份自在与自信。

五十年前，从东北、上海、广州、天津西进的人们，往往以工厂企业为单位，带着精湛的技术、丰富的工作经验，怀着一腔建设祖国的热情，来到了异乡。在他们眼里，自己将落后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建设的热土，对异乡甚至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感情。

而80年代以后的城市化浪潮，则是劳动力在资本的吸引下，向大城市、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过程。这些“新城市人”们形单影只，独自打拼，积极想融入城市的生活节奏与文化传统。面对异乡，他们是建设者，却也是学习者、淘金者。而对那些城市的“土著”来说，他们是异乡人，是外来者。在城市，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往往还蜷缩在边缘的角落，忍受着不解和嘲讽的目光。

蓦然间，这些城市的异乡人似乎又开始面临百年前的尴尬境地：怀揣着改变命运、发家致富的梦想，来到城市，却不得不被陌生的文化所塑造，被陌生的规则所约束，而回到贫瘠的家乡，自己的一举一动，同样显得格格不入。这或许就是那些喊着“逃离北上广”之后，又不得不“逃回北上广”的年轻人的苦衷。

从“农民工”到“外来务工人员”，再到“新城市人”，四十年间，形容城市异乡人的词汇似乎变得越来越温和，但又似乎始终将他们置于“外人”的地位。直到这些“城市土著”来到更大的城市，发现自己不过也是“异乡人”的一员。

到如今，我们可能已经处在了一个全民皆在异乡的时代。

二十多年前，对很多北京人来说，二环以外就算不上中心城区了，三环以外甚至可以算郊区。成就朱自清《荷塘月色》的清华园，在二环内的“老街坊”心目中，曾经是不折不扣远郊。现在，北京市政府已经迁居通州，北京市区的环线甚至延伸到了河北省境内，而不少在北京工作的人们所居住的燕郊镇，已经在三河市境内。

上海的地铁站已经修到了与江苏交界的淀山湖，作为11号线的终点之一的花桥站就在苏州境内；广州如今寸土寸金的花都与番禺以前都是郊县……

在大城市不断吸引外来人口，急速膨胀的同时，中小城市也被临近的居民“占据”。

湖北省西北角的十堰市，曾经是东风汽车厂的所在地，城市居民几乎都是东风厂的员工，十堰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也由东风汽车厂的厂领导兼任。年9月，东风汽车厂总部搬迁至省会武汉，随之而来的，是厂的机关及其家属大规模的迁徙。除了一些已经退休的老人以外，整个十堰市几乎为之一空。

▲为“东风”而生的十堰市

十多年后，住在这座曾经因厂而建的城市的，大多已经是来自周边县区的新居民。据说，当年的“二汽”子弟，回到这座城市，眼前的景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故乡”。城郊的牛头山上，没有了潺潺溪水和鲜嫩的虾蟹，曾经的山丘也被推成平地，建起了高楼，而曾经相识的故人早已西辞山城，分散各地。

年春节，在“春运”的大潮中，一批从家乡赶去大城市与儿女相聚的老人们成为一道“反向春运”的风景。也许对现实生活着的人们而言，家乡的土地，传统的年俗，亲朋之间的走动与客套，远远没有一家人坐在一起，过一个温馨和谐的春节重要。

或者说，当我们都变成了“异乡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魂牵梦萦的，并不是那个在《流浪地球》中“太阳爆炸也要打包带走的”脚下的土地，而是与我们相伴的父母亲人，一直伴随我们的成长记忆，以及我们每天重复生活间隙，那些能让我们嘴角轻轻上扬的温暖回忆。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人体的细胞大约每七年会完全地更新一遍，从这个角度讲，和七年前的自己相比，我们是全新的个体。曾经，难归故里的冰心曾经叹息道：

前途只闪烁着不定的星光/后顾却望见了飘扬的爱帜/为着故乡/我们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壮语/不忍作壮语/也不肯作壮语了！

而如今，上一代人的“异乡”早已变成了我们的“故乡”。那些魂牵梦萦的记忆，不过是我们漫漫历史长河的交汇点。而我们去往何方，我们的后代从何处起航，流动的历史远比静止的土地更有发言权

“天下大同”的理想，不正是一种“消灭”家乡，再“重构”家乡的历史行程吗？

曾经的家乡，或许再也无法回去，而脚下的家园值得我们努力经营。午夜梦回，在异乡的窗台上，看着繁华都市万家灯火的我们，也许会想起童年时家乡小巷里触手可及的点点星光，而对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而言，这万家灯火，才是十多年后他们心灵最深处最柔软的童年记忆吧。

纵使故乡路远，此心安处，便是最好的归宿。

参考：

蔡少卿《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年

孔祥涛《历史与神话，天地会西鲁故事由来及天地会的起源》年

吴善家《晚晴现代化进程中孤立和偏离的农村》01

赵威《年至年工人异动研究——以洛阳市为例》（中央党校博士论文）01年

郭迪《年至年上海工人闹事原因探究》年